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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1934年12月

简介: 比如说,1934年12月,皮克安排进出口银行以一定价格向德国了80万包棉花,其中1/4将以美元支付,剩余部分以德国马克支付,外加溢价。

引言《互惠贸易协定法案》有助于提高出口商在进程中的谈判地位和游说力度。

此前,进口竞争型国内生产商是在贸易立法问题上游说国会的主要团体,因为他们从高关税中得到了好处。

《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将国外低关税和国内低关税直接联系在一起,因而推动出口商形成一个反对高关税、支持贸易协定的组织团体。

在《互惠贸易协定法案》下谈判达成的较低关税也扩大了出口部门的规模,因此加强了支持继续实施该法案的力量。

当然,《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并没有给面临外国竞争的行业进行游说活动画上句号。

负责贸易协定计划的助理国务卿弗朗西斯·塞尔说过:“每次只要一有降税提案,说客和政客就会纷纷降临华盛顿并对相关决策者频频施压。

”虽然这一点并没有改变,但《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将这种压力从与之相对共情的国会那里转移到了与之没有什么共鸣的行政部门。

此外,能够平衡来自进口竞争型利益集团的压力和来自出口利益集团的压力,还能考虑到贸易协定带来的更广泛的外交和经济利益。

正是因为这一点,范登伯格抱怨,通过谈判达成的关税削减代表了“带有自由贸易倾向的官僚所做的与世隔绝且一厢情愿的猜测”。

当然,《互惠贸易协定法案》也没有使美国走向更自由的贸易成为必然,因为要想继续互惠贸易协定计划还需要总统和国会多数票的持续支持。

只要维持这样的多数地位,《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就有可能延续,但是,如果共和党在20世纪30年代重掌国会,那么这份计划就会前途莫测。

不过,由于罗斯福内部的激烈,贸易协定计划的起步非常缓慢。

据赫尔回忆:“贸易协定计划第一年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其他国家,不是来自共和党人,不是来自某些制造商或种植商,而是来自罗斯福自身,一位名叫乔治·皮克的人。

乔治·皮克并不是内部唯一一个认为降低关税会与“新政”计划相的人,因为“新政”计划寻求的是提高国内价格。

”虽然皮克帮忙起草了《互惠贸易协定法案》,但他将减税协定称为“单边经济裁军”,并对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条款嗤之以鼻,认为这是“非美国式”的东西。

皮克认为高关税、外汇管制和进口配额是全球贸易环境的固有成分,赞成通过促成的双边贸易协定处理美国过剩的农业品。

皮克提议通过谈判按单笔交易达成易货协定,从而使成为国家进出口的商业代理人。

皮克写道:“根据临时紧急手段,应该尽一切努力在我国和其他国家之间达成有利于双方的贸易‘约定’。

”对于让成为美国农民和制造商的代理人与其他国家达成约定并进行贸易谈判的想法,赫尔感到深恶痛绝。

如果美国采取了这种办法,然后其他国家也依样行事,那它会发现自己成为贸易协定中的输家。

赫尔希望全面取消特别贸易协定,让平等待遇成为贸易关系的基石。

应当避免引导贸易流动,同时确保私营企业有机会在开放和非歧视的全球市场中参与竞争且不受干预和贸易喜好的影响。

由于皮克和其他机构一起用尽星史论手段想要左右贸易政策,赫尔和在1934年和1935年初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应对皮克为赢得贸易政策控制权而做的各种动作。

当皮克同时被任命为进出口银行(这是一个新的机构,其职责是通过向外国买家优惠贷款为出口融资)的负责人时,他开始有资格帮助达成特别贸易协定。

比如说,1934年12月,皮克安排进出口银行以一定价格向德国了80万包棉花,其中1/4将以美元支付,剩余部分以德国马克支付,外加溢价。

在他们看来,皮克未能认识到,通过代理交易的经济民族主义从长远看不利于美国商业的繁荣发展。

事实上,巴西威胁要中断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予以报复,因为皮克与德国达成的交易将取代阿根廷的棉花出口。

在介入后,罗斯福撤回了对皮克计划的支持;这一协议是与纳粹德国签订的,这对皮克的事业毫无助益。

他对的批评越来越尖锐,最终罗斯福在1935年11月接受了他的辞呈。

离开之后,皮克在1936年的《我们为何自行退出》一书中猛烈抨击《互惠贸易协定法案》。

皮克离职之后,加强了对贸易政策的控制并开始推进贸易谈判。

贸易协定计划的监督机构是商业政策执行会,管理机构是跨部门贸易协定会,协助机构是互惠信息会。

每个会中都有来自农业部、商务部和财政部以及关税会的代表,不过整个过程由协调并主导。

如果该国原则上同意降低关税,跨部门贸易协定会将宣布有意与该国进行谈判的消息。

之后会留出一段时间供公众发表意见,这些意见通常来自那些希望降低特定外国关税的出口商以及反对就这一潜在伙伴国的某些进口产品进行关税削减的国内生产商。

据塞尔回忆:“人们在公开听证会上对拟议关税削减预计会产生的破坏性影响表达强烈的抗议,这通常都是出于恐惧而不是立足于事实。

美国方面不会提出全面降低关税;相反,它会按照《互惠贸易协定法案》的要求,“根据美国各个生产部门的特点和需求”,有选择性地就具体产品提出关税削减。

这将推动其他国家与美国谈判的积极性,因为这样既能减少别国借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搭便车的现象,又能使这些国家的出口商从中获得最大收益。

在逐渐积累了谈判经验之后,制定了一个互惠贸易协定模板和一系列可以根据各国具体情况进行修改的条款。

第二部分内容为关税减让条款,如每个国家的进口税调整以及撤销或修改这些减让措施的条件(当然,关税具体如何调整是在谈判中确定的)。

这样的贸易协定流程意味着,和其他行政部门官员开始在贸易政策制定中发挥比国会各会更重要的作用,而传统上主导这一流程的都是这些会的。

赫尔极力推动减少贸易壁垒并长期担任国务卿,因而给设定了一个持久的目标和方向,在他离职后很久,这一目标和方向还在影响着处理贸易政策的方式。

结语在《互惠贸易协定法案》的起步阶段,助理国务卿弗朗西斯·塞尔(他是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伍德罗·威尔逊的女婿)以及官员、经济学家赫伯特·费斯负责该计划的实施和监督工作。

虽然塞尔和费斯还有其他职责在身,但是两人“都将在起草贸易法案、游说国会通过法案、确保在法案获得通过后监督其实施情况以及与美国贸易伙伴展开单项协定谈判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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