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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得到洛奇的默许后,将卡伯特森和洛奇的信件转给总统

简介: 休斯得到洛奇的默许后,将卡伯特森和洛奇的信件转给总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很多人认为未来美国应该在通商和航海条约中纳入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条款”。

引言1919年,关税会在题为“美国互惠通商条约”的报告中探讨了这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它强调,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力求通过双边谈判消除其他国家对美国贸易的歧视,但是由于它长期采用有条件最惠国待遇条款,所以屡屡受挫(有条件最惠国待遇政策要追溯到1778年美国与法国签署的《友好通商条约》)。

根据有条件最惠国待遇,其他国家不能自动享有某国从美国这里获得的特权,除非它们也给予美国新的特权。

严格说,这个条款意味着如果美国同意削减某些产品的关税,以获得本国产品进入某国时享有的平等待遇,那么这些关税削减措施不会自动延伸并涵盖其他国家,除非后者为美国新的特权。

这会使其他国家处于新的劣势,而这些国家中有不少或许已经为美国产品了相当优惠的待遇。

如果这些国家因为新出现的不利条件而利益受损,那么它们甚至可能转而报复美国。

因此,基于有条件最惠国待遇制定的积极贸易政策在制定关税税则时,会在里面塞满很多针对其他国家的歧视性条款,又对许多国家设置了例外情况。

至少有条件最惠国待遇大大加深了国际谈判过程的复杂程度,难以实现平等的市场准入。

关税会认为传统的有条件最惠国待遇政策不再满足美国的利益诉求。

从现实情况看,美国不可能针对每个国家制定单独的贸易政策,因为正如会的报告所说:“每个国家分别确定贸易待遇,很容易让那些原本不应该有所担忧但实际上极其担忧的国家产生误解和摩擦。

”因此,关税会得出以下结论:既然美国已经承诺广泛参与全球,那么采纳并推行清晰简单的政策就可以确保美国受益匪浅。

这个主张的指导原则就是待遇平等,它符合美国过去和现在的理念。

待遇平等应该意味着美国以同样的条件对待所有国家,反过来也要求每个国家以同样的条件对待美国。

只要涉及总体产业政策和关税法案,所有国家(既包括美国也包括其他国家)都应按自己的意愿制定此类政策和法律,只要它们认为其内容有利于提高本国福祉。

不过无论它们制定了什么政策和法律,只要它们正式通过了这些政策和法律,就应该使所有国家享有同样的条件和同等的待遇。

当然,如果美国无条件地为所有国家平等的待遇,那么可能会丧失与其他国家讨价还价的筹码。

若想重新获得议价能力,美国要么给那些赋予美国产品平等待遇的国家授予特权,要么对不公平地对待美国产品的国家开征惩罚性关税。

关税会认为更好的选择是由总统判定是否征收惩罚性关税,这“并不是为了维护本国利益采取歧视待遇,而是为了避免对自己不利的歧视待遇”。

虽然关税会没有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但它强烈暗示最佳方法是采取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同时对歧视美国的国家征收惩罚性关税。

1919年5月,威尔逊总统对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特别提到了会的报告。

卡伯特森在鼓励参议员采纳弹性关税条款的同时,还努力说服他们相信,推行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并辅以惩罚性关税对美国大有裨益。

因此,如果某国“收取任何不合理的关税…

而且在推行这项措施时没有对所有国家的类似产品一视同仁”,或采取歧视措施“使美国的通商条件与其他国家相比处于劣势”,那么《福尼特—迈坎伯关税法案》第317条允许总统对该国的一种或所有进口商品征收新的关税或额外增收关税,关税增幅不超过50%。

我们支持采取简单、直接且友好的政策,使所有国家享受平等的待遇,同时不歧视任何国家,除非某些国家首先对我国采取歧视政策。

看起来关税法案第317条的措辞赞同采取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只是没有明确地对总统和进行授权。

1922年9月哈定总统签署《福尼特—迈坎伯关税法案》几天后,卡伯特森致信国务卿查尔斯·休斯,让他留意第317条的内容以及它对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含蓄认可。

卡伯特森在文末提出以下建议:“既然国会已经清楚地表示支持平等待遇政策,那么看起来从此以后,合理的做法是在修正我国通商条约时引入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条款。

休斯得到洛奇的默许后,将卡伯特森和洛奇的信件转给总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很多人认为未来美国应该在通商和航海条约中纳入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条款”。

1923年2月,哈定总统给休斯回信时表示,“我非常认真地研读了您送来的信件和卡伯特森先生的论点。

1924年美国与德国签署的新通商条约中首次公布了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政策。

因此,虽然美国的关税税则没有变化,但它获得了德国的承诺,即使德国与其他国家签订新的贸易协定,美国也会在德国市场上继续享有平等待遇。

不过如果美国决定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磋商,当时人们并没有预见到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会有力地推动美国签署贸易协定。

这确保了《福尼特迈坎伯关税法案》的稳固地位,不会受到任何关税下调的威胁。

1923年,柯立芝总统对国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称,《福尼特迈坎伯关税法案》已经实现了获得财政收入和重建经济繁荣的双重目标。

一年后,柯立芝总统赞赏保护性关税“做到了把美国市场留给了美国工人制造的产品”,而且“确保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工资水平超过全球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所享有的生活水平和工资水平”。

1926年柯立芝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时,再次赞颂了本国的经济实力,称“这是将保护性关税作为基石时可以预见到的”。

结语有观点认为,美国的债权国地位意味着它应该对外国产品打开市场,而柯立芝总统对此完全不认可。

在他看来,只要强劲的经济增长持续一年,就能创造出更多对外国产品的需求,帮助其他国家赚取美元偿还债务,而降低关税的举措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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